泰森富里：约书亚一定会强势回归

这场改革没有变成全党的意志、全国的意志，改革的内容也十分有限。

24按照时间顺序, 分别是1921年《俄宪说略》、1921年《世界联邦共和国宪法汇编》、1922年《世界联邦共和国宪法》、1922年《欧战后各国新宪法》、1922年《世界新宪法》和1928年《苏俄新法典》。[32]沈雁冰1920年还有两篇译文使用了苏维埃, 分别是《游俄之感想》和《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社会是国家的基础, 国家由社会所构成。从宪法历史的发展看, 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构成世界宪法史的分水岭, 且应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苏俄宪法在前, 魏玛宪法在后。[48]1940年3月1日吴玉章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重申, 苏联宪法虽好, 我们也不能采用。他国新宪法制成之日, 我每求先睹, 译而出之, 供国人浏览, 如苏俄第一次宪法及德国威玛宪法, 皆由我介绍于国人。[68]宪法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整理和研究中国宪法学历史文献。

简单一句话, 那时的宪法只可算是个人主义的政谱, 然而俄国的宪法是共产主义的宪法, 所以劳动群众权利的宣言第二章中明定土地森林矿产水道六蓄及田地附属品一切宣告为公产, 并于宪法大原则中凡不劳动者不应得食, 俄国的宪法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精神, 俄国宪法上明定俄罗斯共和国为一切劳动者之社会主义的团体……俄国的国家是由许多苏维埃 (soviet) 联合而成的, 所以中央苏维埃和分区苏维埃等组织和权利都得到宪法的保障, 凡是劳动者的集会结社都绝对的不受限制。13该书版权页显示著作者, 吴山;翻译者, 两极, 而实际译者应当是张君劢, 两极和吴山是苏俄宪法的注释者。以上述关键点作为基础，本文根据理论梳理、现实观察和自身进行过的实证研究，秉承着整体论的研究进路，[16]提出守法社会的基本内核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这三个核心维度又包含着七个具体的构成要素(见图1)： （图略） 图1 其一，守法意识。

回答此问题的思路有多种可能，而笔者认为，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守法社会生成和运行的核心要素，有如下几个关键所在：其一，守法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综合系统，它将法律、社会与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三、守法社会的建设路径 (一)守法意识的生成与维系 义务、道德、信仰与守法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古老的命题。在执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无论是违规者，抑或违规尚未被发现者，还是没有违规的人们，其所形成和抱持的对法律威慑的敬畏感，才真正能够发生持续性的影响。如何借助这一框架将那些可能影响和塑造守法社会的细致元素进行有机地整合，并从社会系统运行的层面发现和解读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进而获得一种对守法社会运行机理的整体性把握，这恰恰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面。

当然，工具性的动机，还包括当人们觉察到遵守法律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或激励时，就会有了自觉守法的动机。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全民守法和三位一体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

其二，守法社会的建构，可使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从命令—控制模式转变为一种成本更低、生长性更强的治理模式，进而更加有效地解决中国国家治理规模和治理负荷的难题。法律实证主义则进一步展示了守法义务理论的复杂化。而合法性的缺失会导致尊法守法的动力减弱，严重的还会遭遇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抵制。相较于对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研究，学界对守法的研究较为薄弱。

{3}［美］汤姆•R•泰勒：《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而守法也应当获得公共性的肯定与认同。换言之，人们可能会因为法律威慑在他者身上的作用而被动卷入一种成本-收益计算。[7]从世界各国的实践可知，命令—控制的治理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始，守法的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守法社会的制度环境。所以，不能一味地将社会大众不守法归因为法律观念和意识淡薄、法律信仰缺失等。

(三)守法条件和环境的生成与强化 如果说守法意识和守法能力这两个维度是解决行动者本身的问题，那么守法建设的第三个维度则聚焦于外在的塑造机制。有学者对中国三十年立法(1979-2009)进行了检视，认为立法过度依赖专业化，使得民众在立法中丧失了基本话语权，成为被立法，随后在法律适用中又面临专业垄断型司法，就使得民众无形中被动地成为了法盲，如此一来，不能知法，谈何守法？[40]鉴于此，法律的规则体系在实践中应当能够促使行动者知悉、接受并行动，以符合法律的预期。

进行这样的界分，更有利于探讨行动性和对策性的思路。[23]参见注[11]，汤姆•R•泰勒书，第7-11页。因此，守法社会构建的核心要素，既包括客观性的要素，也包含主观性的要素。[28]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41]参见吴亚辉：论守法的逻辑——基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83-90页。人们的生活世界是由大量口头表达(特别是方言)和直接互动来维系的。

例如，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数量庞大的小型或非正规企业对于当地的经济意义重大，但是这样的企业由于规模小，监控自身污染或治理污染的能力非常弱，若要严格执行法律的标准，便意味着巨大的投入，这些企业甚至可能破产。同时，行动者在明知达不到要求或感觉无从下手的情况下，只能在实战中变通性地采取应对策略，例如规避法律、执法人员执法打折扣等情形。

1.对法律的认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是否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其实并不完全决定人们的行动选择，但它影响着行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者背离法律的预期。

当前，党和国家提出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具体目标，然而路在何方？守法建设或许能就此给出一些可能：当我们从对待守法作为一种义务拓展到研究守法行为生成的内在逻辑，从研究守法的被动状态(即回答为什么出现与法律相一致/相违背的情形)拓展到研究守法的积极状态(即回答如何可能促成积极守法)，就有可能把握住秩序生成的一些关键机制和环节，通过激发行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以较少的成本实现法律的预期目标。[3]还有一些超守法的情形。

[39]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律架构已在日趋完善中，但随之而来的，法律的陌生性成为一个基本特征。其中，前者指向行为人对法律应该被遵守的内在认可，而后者指向行为人所抱持的道德义务感，即遵守法律是正确的事情。[41]抛开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也需要考虑：法律规定不能无故制造出生活的额外成本，比如无效率的法律程序、繁复的文牍管理要求等。前两个机制可被视作国家影响力，而第三个机制则发挥着社会影响力。

[29]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8页。例如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积极守法所具有的社会粘合功能，[6]但我们也看到诸多领域中存在着日常性违规普遍化的情况，从而将法律实施拖入困境。

也因此，守法社会建设关联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但是，他们从观念上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冲突，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日常化的实践，和法律意义上的对错没有关联。

当然，这一理论探索本身有过各种复杂的讨论，且也未形成共识。或者说，资源匮乏的组织要符合守法的要求难度更大，也正因如此，此类组织更易产生出破罐子破摔的行动逻辑。

即便是受教育水平相当的群体，其发现和获取法律信息的渠道也会存在差异。守法意识包含着两个核心要素：认同和道德义务。经济环境的影响尤为显著。然而，在法学研究领域，相对于大量有关立法、司法、执法问题的讨论，守法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总之，守法社会的建设不能忽视法律与社会、文化的共建维度。法律权威的生成若仅仅依靠威权，如何与人心产生共鸣？如果只是强调法律的威权，那么守法就变成了要我守法，而不是我要守法，而这是一种被动的守法观。

所以，那种仅仅满足于让大众知道法律规则存在的法律教育是有缺陷和不充分的。总体而言，守法意识的生成和维系是一种主观认知与情感的建设，可能立基于对法律本身的认同，又或是形成了道德上的自觉。

由此可见，知法本身是一种能力性的要素，具有多个层面的要求，也受制于诸种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法机构有能力监测违法的存在，并且执法行动有确定的打击力和合理的处罚度。